有时候，你离“自杀”只差一场直播的距离。

西贝与罗永浩这出被万人围观的戏，真属于教科书级别的公关灾难了。

其实当初老罗在微博上的牢骚话大概率只是随口吐槽，并不是有计划地要攻击西贝，如果西贝方面不理会，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贾总选择了正面回应，而且态度非常强硬，不仅否认使用预制菜，还摆出要和罗永浩对峙到底的姿态。

跟着一场直播，小事彻底不小了。

网络本身就是放大器，一个普通消费者的抱怨没人关心，但一个知名网红和一个知名企业家的公开争吵很有看点。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熟悉互联网的企业家身上，比如杰克马、雷布斯之类的，他们可能就是不回应，或者用幽默方式化解，但传统企业家、尤其是傲娇惯了的那种，往往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应激后第一反应就是“回击”。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西贝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贾总的危机已经不是罗永浩，而是“西贝=预制菜”的心智标签。

贾总的应激根植于传统企业家在面对新型舆论场时的信任焦虑，他们本能地认为当语言和常规解释失效时，唯有最原始的眼见为实才能解决问题，这种底层逻辑在另一个对“信任”和“安全感”需求到极致的行业被推向了新的高潮——汽车业。

比如前段时间理想i8和乘龙卡车的碰撞测试。

家庭SUV和大货车的对决，天然具备传播张力，它将多维度的安全概念简化成了简单粗暴且易于理解的视觉符号，普通人不需要懂什么A柱B柱的屈服强度，他们只需要知道“我的车能硬扛大Car”。

这场测试的核心诉求对象，是理想汽车最精准的用户画像，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决策者。

这个群体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是“万一”…。

他们购买的不仅仅是一台车，更是一个移动的家，是对家人安全的承诺。这场对撞，将承诺从广告语变成了生动形象又充满安全感的画面，它绕过了理性脑的参数对比，直接冲击了情感脑的安全需求，告诉中产阶级“把家人交给我，我能保护他们”。

一个15秒的视频，无需任何旁白，就能传递出全部信息，其冲击力、话题性和争议性具备了在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的一切要素。它制造了话题也引发了争论，而这一切，都化为了免费的海量曝光。

从营销传播技巧来看，这是教科书级别的成功策划，它用最低的理解门槛创造了最高的传播声量；但从品牌心智构建来看，这种近乎自残式的证明暴露了一种深层次的顽疾，我称之为“汽车大佬的矫情病”。

正常的品牌自信，是通过建立行业标准和获得权威认证来体现的，这是一种肌肉自信，是基于体系和流程的强大。自残式证明则是街头卖艺式的自信，类似于胸口碎大石，它放弃了在权威体系内证明自己，而是选择了一种表演性质的方式。

这种行为的潜台词是“常规的测试已经无法证明我的优秀了，我必须用一种伤害自己的方式，才能让你们相信我的优秀” ，这种逻辑恰恰暴露了品牌内心深处对于“不被信任”的恐惧。

典型的营销主义＞产品主义。

产品主义的逻辑是，把99%的精力花在用户看不到的地方，比如材料、结构、算法、工艺，这些内在的强大会通过用户的口碑、产品的耐用性、安全的冗余度等传递出去，最终构建起坚不可摧的品牌护城河。沃尔沃的安全神话正是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产品主义的结果，它不需要用撞大货车来证明自己。

而营销主义的逻辑是，产品本身好不好可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让消费者“认为”我的产品好。在企业内部，工程师的价值可能还不如一个顶级的营销策划师，一份严谨的测试报告可能还不如一条15秒的爆款短视频。

接着，劣币驱逐良币的故事就来了。

这与西贝直播后厨的逻辑如出一辙。

西贝本可以通过展示供应链管理、食材溯源体系、中央厨房的品控流程来证明自己的食品安全，但它选择了直播后厨，希望用眼见为实的表演来替代对背后复杂体系的信任。

理想汽车完全可以通过公布i8的车身高强度钢占比、A柱屈服强度、碰撞吸能结构设计等硬核技术参数来展示安全性，但它没有选择这条更专业的路，因为它知道，讲技术参数是枯燥的，是反传播的，所以它选择了表演，将本应在实验室里完成的严谨测试变成了一场秀。

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从前期的预热到碰撞瞬间的慢放再到事后的战损展示和解读，每一步都是精心编排的剧本。

但没想到，“工具人”乘龙卡车居然亲自下场应战，整个事件的发酵与反转最终对理想i8的口碑造成了弊大于利的影响，外界的看法也从最初对理想技术的惊叹迅速转向了对其营销手段和品牌诚信的广泛质疑。

西贝和理想都试图用最偷懒的方式来建立最需要长期和系统性付出去构建的东西——信任，这是脱离产品主义、沉溺于自我感动与表演式营销的时代矫情病，这种病症的爆发源于深刻的“创始人IP”焦虑。

在市场极度内卷的环境下，产品同质化严重，技术壁垒被迅速抹平，CEO的个人魅力与语录反而成了品牌最廉价也最高效的护城河。

理想的李想，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

一句“500万元内最好的家用SUV”，直接将L9抛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李想没有选择奔驰GLS或宝马X7作为对标，因为那样的对标是同维竞争，虽然合理但缺乏爆炸性，所以他选择了存在巨大势能差的劳斯莱斯库里南。

所有人都想知道“凭什么”，这个“凭什么”恰恰成了流量引信：汽车媒体必须跟进，分析两者技术差异；财经媒体必须探讨，这背后是自信还是泡沫；社交媒体用户必须站队，或嘲讽其不自量力，或赞赏其民族自信，甚至理想的竞品也不得不被动卷入这场讨论。

李想用最低的成本撬动了全网的免费流量，完成了传统广告投放数亿预算都无法达成的效果，以冒犯常识的方式实现了对潜在用户心智的强制植入。

这就是流量密码的威力。

有多少人相信L9是500万元内最好的家用SUV，不重要，重要的是李想释放了“姿态”：一方面，通过“碰瓷”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L9的身价和江湖地位会被瞬间抬高，从此，在公众的潜意识里理想L9和库里南这两个本不相干的名字被强行关联了；另一方面，它传递了“我们敢于挑战顶点”、“我们敢于颠覆传统”的勇气，这种勇气对于吸引那些不迷信权威的新中产用户具有致命吸引力。

当然，这个营销事件的高光点主要是“强制植入”。

人的大脑对于符合常识的信息会自动忽略，但对于冒犯常识的信息会高度警觉，当听到“40万的车比500万的好”时，大脑会立刻下意识反驳“这不可能” ，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你必须去主动了解理想L9，了解库里南，然后进行对比，在证伪的过程中，理想L9的卖点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植入了你的心智，即使你最终的结论是“理想在吹牛”，但你也完成了对理想L9产品信息的深度学习。

你可能讨厌李想，但你很难忘记理想L9。

这就是“强制”的魅力，它绕过了你对广告的天然排斥，利用你自己的好奇心和批判欲说服自己去记住这个品牌。

李想另一个聪明的地方是，他通过偷换概念重新定义了“好车”的标准。

当他说“500万内最好”时，特别圈定了“家用”这个概念。在传统豪华车的评价体系里，“好”意味着品牌历史、机械素质、驾控性能、材质工艺，这个维度L9不可能挑战库里南，但李想创造了一个新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好”意味着“后排屏幕够不够大”、“冰箱制冷快不快”、“座椅按摩舒不舒服”、“语音助手聪不聪明”。

他并非在库里南的赛道上挑战库里南，而是在自己的主场将库里南拉下水，用自己的规则去“羞辱”它。

把整个过程复盘一下，理想L9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胜利：

（1）战术上，利用巨大的势能差创造了爆炸级传播效果；

（2）战略上，通过“碰瓷”完成了品牌心智的强制锚定；

（3）认知上，试图重构“豪华家用SUV”的评价标准，为自身品牌抢夺定义权。

你看，他完全就是一名顶级的产品经理和营销大师，将人性洞察、品牌策略和传播技巧运用到了极致，他不是在卖车，而是在发动认知战争。

我不是针对李想，我的意思是，可能每位车企大佬都是这种矫情病的重度患者。

此处不得不Cue一下何小鹏跟余承东。

他俩都是“极限词战争”的忠实拥趸，从“500万以内最好”到“1000万以内最好”，数字不断加码，对标的车型也从“保时捷卡宴”飙升到“没有之一”。

数字本身没有意义，更多是为了衡量野心和口气，包括“遥遥领先的最好”、“没有之一的最好”。

当所有人都宣称自己是“最好”时，“最好”这个词本身就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含金量迅速降低，这就迫使后来者必须在“最好”前面加上更夸张的定语或者在后面加上更具体的证据，这是被流量和声量绑架的表演内卷。

不过虽然何小鹏跟余承东都是“极限词”的信徒，但表演风格完全不同。

何小鹏属于技术挑战者，逻辑是“我不创造规则，但我能在你的规则里打败你”，你看他选择的对标物，都是传统燃油车时代在特定领域的王者，卡宴代表了中大型SUV的操控标杆，GLS迈巴赫代表了行政级的静谧与舒适。

他没有说G9是“50万内最豪华”或“最智能”的（尽管智能化是小鹏的标签），而是将“最好”这个模糊的概念拆解成了“操控”和“NVH”两个传统车评体系里的硬核指标。

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小鹏的战略焦虑。

作为一个以“智能化”标签深入人心的品牌，小鹏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也长期被“懂点软件的公司顺便造了个车”的刻板印象困扰，这种印象暗示小鹏汽车缺乏传统车企的机械底蕴和造车DNA。因此，何小鹏的对点单挑本质上是一种“补课式”宣言：他急于向市场证明小鹏不仅智能领先，在传统汽车最看重的“三大件”上同样具备超越德系标杆的顶级水准。

何小鹏的表演更像是饱含工程师骄傲的技术成果汇报，目标是攻下那些既看重智能又迷信传统机械素质的摇摆用户，他渴望赢得来自旧世界的认证。

余承东则属于生态布道者，逻辑是“我从不遵守你们的规则，因为我的出现，就是为了制定新规则”，他的底气不来自于问界这台车，来自于背后强大的华为帝国，所谓的“最好”不是指单一的机械性能，而是“全栈华为技术赋能下的综合智慧体验”，包括鸿蒙座舱的流畅交互、华为ADS 2.0的高阶智能驾驶以及与华为手机、手表、平板等万物互联的无缝体验。

简而言之，大佬们的集体矫情是“流量焦虑”与“创始人IP”战略双重作用下的必然产物，“流量焦虑”本质上就是对“被遗忘”的恐惧，一个品牌如果不能持续产生话题维持在公众视野中的热度，就很容易迅速被淹没进而被消费者遗忘。

面对“流量焦虑”，车企需要找到高效低成本的切入口，“创始人IP”就是最优解。

相比于冰冷官方的企业账号，有血有肉、有观点甚至有缺点的创始人，更容易与用户建立情感连接，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产品，更是对创始人理念和价值观的投票，雷军的“米粉文化”就是其中的极致体现。

当创始人成为顶级KOL，品牌就掌握了定义话题和引导舆论的主动权，它们不再需要依赖媒体，创始人的一条微博和一场直播就是头条新闻。

碰撞点在这里： “流量焦虑”提供了“我必须发声”的动机，“创始人IP”提供了“我就是最好发声渠道”的武器，当焦虑的动机与强大的武器相结合，就一定会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道路。

黑红，也是红，争议就是维持品牌热度的生命线。

这已经上升到了品牌价值观和商业哲学的层面，是极具风险但也可能带来巨大回报的流量炼金术。对于一个新品牌，首要的任务是解决“我是谁”和“我存在”的问题，在成名之前，谈论美誉度是奢侈的，“黑红”的逻辑是先通过争议性话题让市场知道“有我这么一号”，完成从0到1的认知突破，至于名声的好坏，那是从1到100的阶段需要去修正和经营的问题。

汇总起来，“矫情病”的完整逻辑链条≈外部环境（流量焦虑）+内部战略（创始人IP）→ 核心信条（沉默即死亡）→ 战术手段（偏激言辞）→ 哲学（黑红也是红）。

这是在新商业环境下被逼出来也被主动选择的生存模式，它充满了短期诱惑，也埋下了长期品牌信任透支的巨大隐患，大佬们在这条钢丝上起舞，赌的是在信任耗尽之前能建立起足够强大的产品和体系护城河，这正是最惊心动魄之处。

比亚迪“永不自燃”的誓言，便是矫情病的一个悲剧案例。

“刀片电池”问世之前，整个新能源行业都笼罩在“热失控”的阴影之下，以三元锂电池为主流的技术路线虽然能量密度高，但安全性特别是面对穿刺、碰撞等极端情况时的稳定性始终是悬在所有车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通过创新的“电芯即结构件”的设计，“刀片电池”极大提升了电池包的结构强度和散热效率，著名的“针刺测试”更是以无可辩驳的视觉奇观向全世界宣告电池安全有了新的答案。

“永不自燃”在当时并非空穴来风的吹嘘，而是基于强大技术实力的价值炫耀，王传福精准捕捉到了市场的最大恐惧，并给出了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

悲剧的种子恰恰埋藏在自信里，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在于营销语言对工程现实的过度简化与绝对化。

现实不存在“100%”，一切安全设计都是在特定边界条件下的概率问题和风险管理，工程师谈论的是“极大降低热失控风险”、“通过了XX标准的XX项测试”，这是科学严谨但缺乏传播力的语言体系。
而“把自燃从字典里抹掉”是营销语言，它把复杂的多变量系统工程问题简化成了非黑即白的绝对承诺，这个承诺放弃了所有边界条件，关闭了所有解释空间，最终将比亚迪置于“神”的位置，偏偏“神”是不允许犯错的。

更致命的是，这个承诺巧妙地进行了概念偷换：刀片电池解决的是“电芯”层面的热失控安全问题，但新能源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电系统，除了电芯，还有电池管理系统、高压线路、电控模块、充电接口等潜在风险点，任何环节短路、老化或在碰撞中受损都有可能引发燃烧。

比亚迪用“电芯”的安全性去担保“整车”绝对不起火，本质上是营销的傲慢，一旦做出绝对化承诺，品牌就等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概率和无数个不可控的摄像头。

所以当多起比亚迪车型在碰撞后或静置状态下起火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时，一场对“永不自燃”神话的公开凌迟便开始了。

此刻公众的愤怒早已超越了技术层面的讨论，没有人在意起火的具体原因，也没有人在意比亚迪的起火概率是否真的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公众在意的是“你承诺过永不自燃，但它发生了，所以你撒谎了”。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消费者的感受从对技术产品的信任转变成了对品牌承诺的人格化背叛，无论官方发布多么详尽科学的技术鉴定报告去解释“此次起火与电芯无关”，在公众看来都像狡辩，因为最初的承诺已经摧毁了所有后续解释的合法性。
曾经最坚固的盾，成了刺向自己最锋利的矛。

比亚迪依然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刀片电池也依然是一项优秀的技术，但这场风波将成为最深刻的案例被品牌铭记。

江湖车评：

营销的泡沫吹得再大，也无法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当宣传与现实的裂痕大到无法弥合时，品牌信誉的崩塌只在旦夕之间，西贝是这样，游走在《广告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边缘的车企们亦是。

消费者不是永远的韭菜，出来混，总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