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外卖骑手敢于说自己从来没有闯过红灯，或者逆行、乱穿行呢？

做一个主观的判断：

没有一名外卖员敢于这么说！甚至没有一名外卖员敢于说一天里没有出现过交通违法行为。现在的外卖员已经成为道路交通安全的严重隐患之一。不论是在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只要听到高频率的鸣笛，那么侧后方马上就能出现一辆送外卖的电动车；哪怕道路非常拥堵，这些外卖员也总能够见缝插针。

现在的外卖员在公路上已经无需讨论是否能遵守交通出行文明，能做到遵守交通法规就很令人刮目相看了。所以外卖骑手是需要重视的群体，现在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对其交通行为进行必要且有效的约束。

截至发稿之前，笔者认为只有上海首创的“交通安全码”方案行之有效。

绿码通行、黄码观察、红码禁行，相信大多数人还记得“三色码”的那段过去；客观评价通过出行码的方式进行出行管控是非常有效的，人手一码，一码对应一人，只要码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则会被系统重点标注。

上海首创的“交通安全码”在逻辑上是相同的。

一名外卖骑手对应一个码。

初入行业的时候是绿码，可以在任何区域正常接单并配送；而如果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交通违法行为，绿码则会变成黄码，之后如果在限定周期内不再有交通违法行为，安全码的颜色还能够恢复。反之，如果屡教不改的话，黄码则会变成红码——一旦变成红码，骑手就会被列入行业禁限名单，未来再不能从事这份工作。并且上海会要求所有平台企业慎用或不用红码骑手，直至其恢复绿码才能进行派单。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交通安全码的外卖骑手都是脱缰的野马。

依靠道路交通设备很难有效记录下外卖员的交通违法行为，因为许多外卖员使用的电动自行车或电摩是没有号牌的，骑车的时候又会戴着头盔和面罩，无法捕捉到人员面部信息；所以外卖员才敢于肆无忌惮的闯红灯和乱穿行，这就是没有有效行为约束的后果。当然诸多地方都以定期宣教的方法对外卖员进行普法培训，然而这还是依靠外卖员的自觉，亦或者说这是在考验外卖员的素质和人性；但是高素质实际为高违法成本催生的产物，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东西。

于是外卖骑手还是公路上的害群之马。

反之，上海通过交通安全码却做到了今年依然涉外卖、快递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下降14.8%，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下降42.9%！并且仅仅通过两个月的时间，已经确定420余名问题骑手并列入禁限名单——当外卖骑手明确了解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要承担后果的时候，素质和预期才有可能相对匹配。

矛盾的根源：

外卖骑手对薪资要有合理预期。

现在的外卖员似乎是说不得的，哪怕外卖员送来的食物洒的汤汤水水，哪怕外卖员送餐超时；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有所歉意？可是如果说了外卖员的话，你说一句、他有一百句等着你，且基本都是“我不容易”“你不应该”“我能找到你家门”等等道德绑架或恐吓的话，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究其原因还是外卖骑手对于薪资存在不合理的预期。

说白了就是外卖员普遍认为通过送外卖可以实现略高于普通工薪的薪资水平，甚至能实现“月入过万”以维持或实现中产生活品质；那么如果没有达到该标准，或因为用户投诉而没有达到，那问题就在于用户而不在于自身。

这是一个有问题的逻辑，预期也是完全不合理的；送外卖只需要一部手机、一辆电动车和一个正常的大脑，对于专业技术水平毫无要求，并且对于体能的要求也不高，可以说送外卖是一件技术含量几乎为零的工作。而任何高薪酬的工作都会对应高技术含量或高体力付出的，所以送外卖从开始就不会有高薪酬，只不过是在普及送外卖模式的红利期阶段收入略高，但那本就是特殊阶段，是不具参考价值的。

所以想要解决外卖骑手造成的交通乱象，实施交通安全码是一方面，让从业人员对职业和薪资有合理的认识与预期也是很重要的。

只有预期合理才能避免外卖骑手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大量接单以冲击预期薪资并造成超时和交通违法行为的现象。

道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