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秋天的蚂蚱跳得比往年都高，啃光了晒谷场最后几粒稻谷。村主任踩着月光推开我家大门时，父亲正坐在饭桌上喝着母亲刚酿出来的米酒。那个印着河南大学四个烫金大字的信封躺在饭桌上，像块烧红的烙铁。

“咱村祖坟冒青烟了！终于出来个大学生了！”村主任的烟袋锅子敲得桌面咚咚响，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母亲颤抖着拆开信封，录取通知书上盖着鲜红的大印，可封面上“并轨生”三个字在忽闪忽闪的电灯泡下泛着铁青色。看着那几个字，我心里既兴奋又忐忑。

父亲把腌咸菜的陶罐倒了个底朝天，硬币叮叮当当落进搪瓷盆，混着粮票和皱巴巴的毛票，刚好凑够去开封的路费。临行那日，全村的狗都跟着送行队伍跑到镇道口，父亲把祖传的铜秤砣塞进我背包：“城里人骨头轻，你要当心被风吹跑。”这句朴实的叮嘱在我心中沉甸甸的，仿佛预示着未来的种种挑战。

开封城的梧桐叶黄了四载，宿舍楼下的公示栏每月更新就业政策，红头文件上的墨迹总在雨季晕开。1999年冬天特别冷，阶梯教室的暖气片嘶嘶漏气，系主任念着“国企改制”的讲话稿，粉笔灰落在他中山装第三颗纽扣上。那些话语在我耳边回响，似乎在暗示着一个时代的变迁，我的未来也在不确定中摇摆。

新世纪第一个春天来得格外早。我和同为湖南老乡的汪龙岩挤在开往西安的绿皮车里，车窗缝漏进的风带着柴油味，令人窒息的车厢里充满了陌生和期待。西安市人才市场的穹顶垂下十几条横幅，像晾晒在空中的裹尸布。海信、长虹的展台前排起长龙，穿西装的招聘官像庙里的判官，朱笔一挥就勾掉半本简历。

长城汽车的展台躲在立柱阴影里，褪色的红纸上“乡镇企业”四个字洇着水痕，桌上摆着迪尔皮卡的铁皮模型，车漆剥落处露出灰白底色。李玉涛的眼镜腿缠着胶布，说话时总在笔记本上画零件图。他的声音在嘈杂的人群中透出一丝热情和坚定，仿佛在为我描绘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刚通过ISO9001认证，意味着我们的品质正在向国际标准靠近。虽然现在只造皮卡，但未来我们会做更多。想象一下，咱们的车能开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甚至走向世界！……”

剩下更多的话音被隔壁展台的音响吞没。我注意到他袖口的线头，还有合同上那枚南市区人事局的铜章——边缘已经发黑，像枚生锈的子弹头。

听着他的描述，心中涌起一阵渴望。李玉涛继续说道：“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而是一个参与伟大事业的机会。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汽车品牌，当你的孩子长大时，会自豪地说：‘我爸爸在长城汽车工作！’”他的话像一颗种子，悄然植入我心底。

签约时下起太阳雨，细细的雨丝在阳光下闪烁，仿佛为这重要时刻加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钢印压进纸页的瞬间，我听见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似乎在为我的未来鸣响序曲。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兴奋也有不安。兴奋的是终于有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不安的是自己似乎与父亲碎碎念的“当官”两个字渐行渐远。

李玉涛摘下钢笔帽，红墨水在乙方签名处泅开一朵山茶花的形状，而那朵花也在我心中悄然绽放。汪龙岩捅了捅我后背，展台后方的招贴画里，流水线工人正在给第10000辆长城皮卡拧上最后一颗螺丝。